這兩天，有兩起案件備受輿論關注，一起是天津大媽趙春華因在街頭擺氣球射擊攤被法院以非法持槍罪判刑3年半，另一起是最高法院發(fā)布再審指令，要求地方法院對內蒙古巴彥淖爾市農民王力軍非法經營案（因收購販賣玉米獲罪）進行再審。
根據(jù)媒體的最新報道，與趙春華“非法持槍罪”有關的更多信息浮出水面——原來，在2016年10月12日晚，包括趙春華在內，在天津市區(qū)著名景點“天津之眼”摩天輪下海河岸邊擺射擊攤的攤販，天津警方一共帶走了13人；除趙春華已被一審宣判，截至2016年12月31日，8人被取保候審，另有4人羈押在看守所。而記者查詢發(fā)現(xiàn)，因擺氣球射擊攤被以非法持有槍支罪追究刑事責任的，在全國各地類似案件共有23個，其中17個案件被告人被判緩刑，3個案件被告人被判處管制，3個案件的被告人被判處實刑。
在農村收購玉米或其他糧食作物賺取少量價差的人也有很多，王力軍在收到警方的拘捕令后，曾反復強調一句話：“干這行的，有一千多人，都沒有證啊。我這樣做，除了賺點差價，還可以讓農民省事，其實幫了農民，怎么就成了非法經營？”顯然，王力軍所說的“干這行”的一千多人，還僅是當?shù)氐囊粋€基本情況，在全國范圍內，“干這行”的應該更多。
這兩類案件以及案件中當事人的共性是：當事人大都是農民，是進城務工人員，是底層民眾。他們并沒有非法持槍或非法經營的認知，沒有犯罪的故意，他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相關行為是違法的，是犯罪，他們只是把相關行為作為一種“討營生”。
誠然，這些民眾賴以生存的小小營生有些不規(guī)范，有些違法的嫌疑，但司法部門不考量“營生”的情節(jié)輕微、危害較小或無危害以及當事人的行為無意識，一味追求“入罪量刑”，重拳打擊，屬于劍走偏鋒。
責罰相當是最基本的問責原則，對于民眾的擺射擊攤、收販玉米等“營生”，司法打擊并非唯一的矯正手段，如果在法律范疇內以警告教育、行政處罰等方式能夠予以懲戒、制約、規(guī)范，就應該使用這些相對較輕的追責手段。盲目定罪用刑，會傷害民眾利益，傷害社會公平正義，傷害司法公信力。
2010年12月，公安部對《公安機關涉案槍支彈藥性能鑒定工作規(guī)定》進行了修訂：當所發(fā)射彈丸的槍口比動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時，一律認定為槍支。對于“1.8焦耳/平方厘米”這個概念，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法院判定老人構成犯罪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罪刑法定不是寫入法典就是罪刑法定，而是要通過一定的方式使社會公眾所知悉，否則如果所謂的罪刑法定只有少數(shù)特定人群熟知和能夠判斷，那就失去了法律的預防和指引價值，只剩下懲罰價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