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夢客
江蘇省無錫惠山區(qū)人民檢察院
文/顧溶熔
江蘇省無錫市惠山區(qū)人民法院
目前我國對于性自我防衛(wèi)能力的評定為三分法，即完全、限制、無，不評定削弱的具體程度。根據相關法律規(guī)定，與無性防衛(wèi)能力的婦女發(fā)生性關系屬強奸無疑義，但是在性防衛(wèi)能力削弱的情況下，認定強奸罪實踐中存在一定困難。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袁某某明知被害人王某某患有阿爾茨海默病，主動邀請王某某進入其家中，并利用王某某不知反抗，在一樓臥室內與王某某發(fā)生性關系。經無錫市精神衛(wèi)生中心司法鑒定所鑒定：被害人王某某患有阿爾茨海默病，存在性防衛(wèi)能力削弱。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王某某不屬于程度嚴重的癡呆者，智商在輕度智力障礙范圍內也沒有幻覺、妄想等精神病性癥狀；其對兩性行為的性質、意義和后果存在辨識能力，也存在一定的自我保護能力；從性行為發(fā)生的具體過程來看，不排除王某某也有常人的性需求，其同意發(fā)生性行為的承諾有效，袁某某不構成強奸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袁某某利用王某某不能正確認識與他人發(fā)生性行為的實質意義、不知反抗而與其發(fā)生性關系的行為構成強奸罪。
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
三、評析意見
（一）無明顯反抗行為是否屬于同意發(fā)生性關系
被害人王某某的癡呆程度，根據法醫(yī)鑒定報告，其自幼智力水平偏低，心理測定提示智商在61分左右，根據智力殘疾標準屬于輕度智障水平（50-70分）。2016年王某某被無錫市精神衛(wèi)生中心診斷為阿爾茨海默病，報告指出：被鑒定人王某某因受所患精神疾病的影響，其對于兩性行為實質意義的認識能力以及在遭受性侵犯時的自我保護能力均有所受損，故評定其性防衛(wèi)能力削弱。在此需要強調一點，一般人常識中反抗與拒絕行為，在相關司法鑒定技術規(guī)范中，沒有作為性防衛(wèi)能力的評定依據。目前我國對于性自我防衛(wèi)能力的評定為三分法，即完全、限制、無，不評定削弱的具體程度。被鑒定人王某某雖然對基本性知識、兩性行為的道德性質等具有一定的能力，也具有一定的自我保護能力，但由于其患有阿爾茲海默癥，對性行為不管在任何層面上，都與正常人存在差距，被鑒定人的反抗能力、拒絕能力，沒有作為判斷性防衛(wèi)能力的依據。因此，不能因為被鑒定人無明顯反抗行為就認為其“同意發(fā)生性行為和承諾有效”。
本案中，被害人王某某的病情雖尚未發(fā)展至嚴重癡呆，但其對性行為的認知能力受疾病影響受損明顯：一是其對袁某某提出要與其睡覺并脫衣服的行為目的沒有準確的認知，甚至始終在提問“為什么要睡覺”“為什么要脫衣服”等問題；二是對于與袁某某發(fā)生性行為的道德層面的后果不能準確認知，其事后未返回家中，理由是“回家敲門很麻煩”，因此安心睡覺到早上五點多才離開，該表現(xiàn)違背正常人“出軌”后的行為、心理邏輯，也表明其完全未認知到與丈夫以外的男性發(fā)生性行為有違道德，因此其也無內疚、羞愧等感受。上述心理狀態(tài)及行為表現(xiàn)均表明，王某某之所以沒有明顯反抗行為，并非出于其自愿與他人發(fā)生性行為，而是其不能準確理解與他人發(fā)生性關系的實質意義，缺乏對道德評價、法律后果的認知。
(二)性防衛(wèi)能力削弱如何體現(xiàn)違背意志的綜合判斷
最高法院司法觀點：“癡呆”，即精神發(fā)育不全，屬于精神疾病的一種，我國對精神發(fā)育不全患者，按照職能障礙的嚴重程度，大體分為3類，即重度智能缺損，中度智能缺損和輕度智能缺損。前兩類屬于最高法和最高檢、公安部的解答中所稱的“程度嚴重”的癡呆者。人民法院處理這類案件時，要區(qū)別不同情況：（1）行為人明知婦女是上述“程度嚴重”的，不能真正表達自己意志的癡呆癥患者，而非法與其發(fā)生性行為的，不管采取什么手段，被害人是否同意，均視為違背婦女意志，應以強奸罪論處。（2）行為人與輕度癡呆癥患者談戀愛期間，在女方自愿情況下發(fā)生性行為的，不應以犯罪論處。（3）行為人確實不知道婦女是程度較輕的癡呆癥患者，并在女方主動要求下與之發(fā)生性行為的，一般不宜以犯罪論處。
本案中，被告人袁某某不屬于以上情形中不宜以犯罪論處的情況。一是袁某某明知王某某患有阿爾茲海默病。一方面王某某患有“老年癡呆”系村上皆知，袁某某是其鄰居，也承認其知道王某某有老年癡呆，其供述“王某某人傻兮兮的”、“每個月她老公去精神病院給她配藥吃的”。二是袁某某與王某某無任何戀愛關系。袁某某喪妻后獨自居住，而王某某與其丈夫生活，居住在一起，家庭關系和睦，王某某患病后亦少與人來往，王某某家人及鄰居證言“王某某不主動與人接觸”，“別人與她打招呼她不予理會”，因此，二人只是普通鄰里關系。三是王某某無主動要求與袁某某發(fā)生性行為的意思表示。根據法醫(yī)鑒定，王某某的日常行為表現(xiàn)為言語理解能力欠佳、意志活動減退（臨床表現(xiàn)為生活被動、疏懶，不愿和周圍人接觸交往，常閉門獨居、疏遠親友），該表現(xiàn)也符合王某某家人及鄰居證言。因此，袁某某在明知王某某患病的情況下，利用其不知反抗的弱點，違背其意志，與其發(fā)生性關系，符合強奸罪的犯罪構成。
（三）強奸罪中“被害人同意”的認定趨勢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當前辦理強奸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的“一、怎樣認定強奸罪”中規(guī)定，明知婦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癡呆者（程度嚴重的）而與其發(fā)生性行為的，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應以強奸罪論處。在性防衛(wèi)能力削弱的情境下，被害人有可能缺乏對發(fā)生性關系的行為、評價等實質判斷，但其又不存在無性防衛(wèi)能力或比照未成年人等絕對保護條款。那么，確切定義強奸罪的法益是什么，如何體現(xiàn)“被害人同意”至關重要。
從立法本意看，強奸罪的法益是婦女的性自主權。從現(xiàn)階段司法實踐看，強奸罪多發(fā)于熟人之間。強奸罪因其較強的隱蔽性，除當事雙方外，很難有第三方在場，因此，除了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在“不敢、不能反抗”的強奸案件中，常處于“一對一”的證據審查窘境，因此實務多將重點落腳于“手段非法”，即使用暴力、威脅手段，遭被害人激烈反抗，以致被害人或嫌疑人具有明顯傷勢的證據審查中，該認定規(guī)則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也有一定合理性，可以準確認定部分強奸案中的“違背意志”，但其實質上提高了被害人“不敢、不能反抗”的行為要求，將“違背意志”的表現(xiàn)限定于“反抗致傷”之上，實質是將“違背意志”弱化為“最大反抗”，提高了審查的門檻。刑法理論界主流也始終停留在被害人合理反抗、最大反抗的認定規(guī)則之中，這種以“反抗”為核心認定的規(guī)則，在犯罪嫌疑人作無罪辯解之時，高度依賴犯罪手段的暴力程度，這顯然已不符合當下強奸罪的實際易發(fā)、多發(fā)的領域范疇。從國際法趨勢看，“違背婦女意志”的認定經歷了從被害人“最大反抗”“合理反抗”“否定性同意”至“肯定性同意”標準的快速發(fā)展。因此，筆者認為應轉變理念，建立、健全以“被害人同意”為核心的強奸罪證據審查標準，“反抗致傷”是犯罪成立的充分非必要條件，注重“被害人同意”的合理合法性審查，才能真正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法律是對公民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同時法律也是指引道德發(fā)展的風向標，司法應當結合社會經濟、文化發(fā)展，加強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才能滿足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期待，才能進一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的新時代司法理念，建設更高水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