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呂成兵
江蘇省連云港市贛榆區(qū)人民檢察院
文/王琳
江蘇省連云港市贛榆區(qū)人民檢察院
一、基本案情
2023年4月至2023年8月，劉某先后從某轎車租賃服務部、某汽車貿易有限公司租賃3輛汽車，偽造機動車行駛證、機動車登記證書、車主身份證明等手續(xù)后質押給李某龍、鄭某峰等人借款人民幣26萬元，所得錢款用于償還債務、支付租金及個人消費。經價格鑒定，該3輛汽車價值人民幣合計59.5萬元。
二、問題提出
本案中，劉某故意隱瞞真實意圖，以其真實個人信息向汽車租賃公司租賃車輛，后使用偽造的機動車行駛證、機動車登記證書、車主身份證明等手續(xù)向他人質押借款后用于個人周轉，既有欺騙汽車租賃公司的行為，也有欺騙質權人的行為，其租車后質押借款行為的定性還存在著是否構罪？如果構成犯罪，租賃車輛后偽造手續(xù)質押借款行為構成何罪？應當如何確定刑事案件被害人及犯罪數額？司法實踐中存在諸多意見分歧，值得進一步探討。
三、意見分歧
不構成犯罪的觀點認為，劉某租車質押的行為屬于一種瑕疵的民事行為，其租車雖然隱瞞真實意圖，但畢竟是以真實身份信息進行的租車行為，后續(xù)的質押借款行為并非一種處置，而是為了資金周轉的短暫抵押，所有權沒有轉移。如果后續(xù)把借款還上，將車輛贖回返還租賃公司，整起事實中各方并無任何損失，相反租賃公司獲得租金、質權人獲得借款利息，是一種應當鼓勵的經濟流通活動,期間如果發(fā)生糾紛，完全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等形式進行解決，而不必要通過最嚴厲的刑事處罰來定紛止爭，且刑事處罰后被害人未必能獲得相應賠償，經濟損失無法及時彌補。
認為構成犯罪的主流觀點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觀點認為，被害人系李某龍、鄭某峰等人。劉某在與汽車租賃公司簽訂合同時，使用的是其本人的真實信息，且按照合同繳納了押金和租金，對租賃汽車無非法占有故意，不構成犯罪，系民事侵權行為，或者僅作為一種犯罪手段。劉某租賃車輛后，通過偽造手續(xù)將車輛質押他人，騙取李某龍、鄭某峰抵押款后揮霍的行為構成詐騙罪，詐騙受害人是李某龍、鄭某峰，犯罪數額為李某龍、鄭某峰等人實際支付金額。
第二種觀點認為，汽車租賃公司和李某龍、鄭某峰等人均為被害人。劉某在與汽車租賃公司簽訂租賃合同時已有抵押變現念頭，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觀目的，后又利用偽造的機動車行駛證、機動車登記證書、車主身份證明等手續(xù)與質押權人簽署車輛質押借款合同，上述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此種觀點認為犯罪數額應當是汽車的價值，但如果汽車已查扣或者歸還車主，未造成車輛損失，則以李某龍、鄭某峰等人實際支付的金額認定為犯罪數額。
第三種觀點認為，被害人系汽車租賃公司。劉某在租車前即隱瞞真實意圖，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從汽車租賃公司處騙租車輛的行為構成詐騙罪。劉某租賃車輛后，后續(xù)質押借款的行為屬于對前期詐騙財物的處置，是詐騙罪既遂的事后不可罰行為，租車質押借款行為應不再定罪處罰，犯罪數額當然以車輛的價值為準。
四、意見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
（一）認為構成詐騙罪的理由
本案中，李某龍、鄭某峰等人之所以會陷入錯誤認識并非基于質押借款合同，而是劉某虛構自己是車主并偽造了相關手續(xù)，雙方簽訂的質押借款合同僅為附隨行為。劉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資金周轉為由將車輛質押給李某龍、鄭某峰等人借款后據為己有，侵犯的是李某龍、鄭某峰等人的財產權利，而非金融借款的市場秩序。因此，劉某的行為應當認定為詐騙罪。
（二）認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的理由
本案中劉某構成合同詐騙罪，且本案及相關類似案件已獲一審、二審法院生效判決認可。
劉某租賃車輛、質押借款前后兩行為表現形式上都有合同，根據“特別法優(yōu)于一般法”的適用規(guī)則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但辨析兩罪時，不能簡單以有無有形的合同為標準進行區(qū)分，也不能簡單以“簽訂合同+詐騙財物”為標準直接判斷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必須是能夠體現一定的市場秩序，體現財產轉移或者交易關系，能為行為人帶來財產性利益的合同，主要為經濟領域合同。我們應當認識到，合同詐騙罪實質是被害人基于合同陷入錯誤認識而交付財物。
司法實踐中，要判斷一行為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還要準確把握以下三方面：一是準確把握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準確認定是否擾亂正常市場秩序；三是準確判斷是否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當事人財物。該案中，劉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巨大，其行為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已構成合同詐騙罪，后續(xù)質押借款的行為屬于對詐騙財物的處置，是合同詐騙罪既遂的事后不可罰行為。
五、觀點重構
汽車租賃業(yè)是交通運輸服務行業(yè)中較為新興的存在，因為租車人無需辦理保險、無需年檢維修、車型可隨意更換等優(yōu)點，以租車代替買車來控制企業(yè)管理或者個人出行成本，這種在發(fā)達國家十分流行的管理方式，已受到國內企事業(yè)單位和個人用戶的青睞。隨著我國經濟發(fā)展，汽車租賃業(yè)務在全國范圍內繁榮發(fā)展，車輛租賃手續(xù)便捷高效。尤其是伴隨著“互聯(lián)網+”和“P2P”等經營模式的普及，租賃車輛后偽造手續(xù)騙取質押借款行為的租車質押詐騙犯罪頻發(fā)，犯罪形式呈現多樣化態(tài)勢。
此類案件屬于典型的“兩頭騙”犯罪，實際上存在前后兩個關聯(lián)緊密的欺騙行為，同時涉及上游被騙人、犯罪嫌疑人、下游被騙人三方當事人。租車質押詐騙案件的法律關系較為復雜，同時存在多方“騙”與“被騙”的主體。另外，案件往往同時涉及所有權、質押權、擔保物權等民事法律關系的認定，以及刑民交織案件涉案財物處置等諸多理論和實務問題。案件準確定性與否往往導致一系列法律問題的認定結果、實務問題的處理方向，需要辦案人員準確厘定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的界限，精準把握非法占有目的，依法區(qū)分合同詐騙行為與普通詐騙行為。
筆者通過檢索以往判例發(fā)現，目前的司法實踐還存在著同案不同判現象，且刑事判決法理分析簡略，不具有明確指導性參考價值。此類型案件往往存在三個爭議點，一是罪名上是詐騙罪還是合同詐騙罪；二是前后兩個行為在評價為詐騙行為時是構成一罪還是數罪；三是影響量刑的具體詐騙數額應當以何標準計算。上述爭議問題的界定又是進一步判斷租車質押詐騙行為發(fā)生后，汽車租賃公司從善意質權人處開回車輛行為性質的合法性基礎。此類后續(xù)糾紛的存在作為租車質押詐騙犯罪的進一步延伸，公安機關是否應當刑事立案進行查處，具有極強的現實研究意義。
當下，規(guī)范租車質押詐騙案件司法辦案并統(tǒng)一司法裁判的標準，有待于高層司法機關盡早出臺指導性的司法解釋性文件。在我國現有的刑法體系框架下，以刑法理論通說為依據分析，租車質押詐騙行為的定性為合同詐騙罪更為合適。定性為合同詐騙罪不僅能夠較為全面評價此類詐騙行為在尊重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中特殊的社會危害性，也有利于涉案財物的正確處置，甚至于后續(xù)相關經濟糾紛的妥善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