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法律文本搭建了一個支離破碎、互相矛盾的策略空間，但這并不能阻止拆遷行為實際上的進行。中國社會歷來就不具備離開法律辦不了事的文化，亦不會因為法律文本的種種問題而影響絕大多數現(xiàn)實活動的展開，書面規(guī)則是一套，實際中往往又有一套潛規(guī)則。 考察這些活著的規(guī)則，應當實證地從行為人的策略著手。
1、政府的規(guī)則
政府制訂政策的過程本身即體現(xiàn)了法律在其心中的效力和對法律的認識，這在本文第二部分已經闡述。在本文中，政府可分為上層規(guī)則制訂者與基層執(zhí)行者（即房屋拆遷管理部門）兩類，兩者的關系類似于委托人－代理人模型所刻畫的關系，由于存在著信息不對稱，使得雙方的行動目標并不統(tǒng)一。 基層執(zhí)行者需要可操作的直接進行管理的文本，因此，法規(guī)（主要即為《條例》）和政策是實際奉行的法律。就我們搜集到的案例來看，還從沒有一個案例中基層執(zhí)行者主動援引了憲法和法律。
2、拆遷人的策略
同樣地，沒有拆遷人會主動想到憲法、民法和其他法律來完成拆遷。拆遷人的目的自然是以最低的成本完成拆遷的工作 ，最合乎這個目的的文本就是《條例》和其他法規(guī)。當然拆遷人亦會注意政策的動向，因為這與房屋拆遷管理部門甚至地方政府這個制度造就后臺的支持力度直接相關。這決定了他們談判時可以給對方施加的壓力。
拆遷人也可以采用違反或不遵守法規(guī)政策的行動。如果與政府取得非法 合作 ，則可在不具備《條例》第7條的情況下取得房屋拆遷許可證；如果談判對方的被拆遷人不提出反對，則可以低于法定市場補償價格的條件達成協(xié)議；如果被拆遷人拒絕搬遷，可以自行采用恐嚇、脅迫、斷水斷電等野蠻方法，甚至采取黑社會勢力 的介入。在《通知》發(fā)布前，非法、違法的拆遷比比皆是，多次發(fā)生大案，在社會上產生強烈反響。《通知》發(fā)布以后，情況有所好轉。于是，國家與拆遷人間形成了“看守與小偷”博弈的現(xiàn)狀，即拆遷人根據國家政策力度而選擇拆遷手段的力度，同時國家根據地方上拆遷手段力度來調控政策強度。雙方都盡量避免過度行為，以防止《條例》與《通知》發(fā)生沖突。無論如何，至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法律的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