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03年第5輯，總第34輯）
【第263號】雷某1等非法拘禁案-“索債型”扣押、拘禁案件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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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問題
本案被告人的“索債型”扣押、拘禁他人行為，構成綁架罪還是非法拘禁罪?
對于本案被告人行為的定性，有兩種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行為均已構成綁架罪。一審法院及公訴機關、二審出庭檢察院均持此種意見。
另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的行為系因經(jīng)濟糾紛，而采用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手段索取債務，應構成非法拘禁罪。
二審法院采納了后一種意見。
三、裁判理由
綁架罪是指以勒索財物或者為實現(xiàn)其他非法利益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麻醉或者其他方法劫持他人的行為。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押、禁閉或者其他強制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三款規(guī)定:“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罪處罰。在審判實踐中，上述兩罪通常表現(xiàn)為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的“索財型”綁架罪和以索取債務為目的的“索債型”非法拘禁罪。
“索財型”綁架罪和“索債型”非法拘禁罪都實施了剝奪他人的人身自由，并向他人索要財物的行為，但兩罪在犯罪構成上有較大區(qū)別。
1.犯罪的主觀故意不同?！八髫斝汀苯壖茏镆岳账髫斘锛捶欠ㄕ加兴素斘餅槟康?。“索債型”非法拘禁罪以追索債務(既包括合法債物，也包括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即以索要自己的財物，實現(xiàn)自己的債權為目的，而不是想將他人的財產占為己有，不具有勒索財物的目的。
2.犯罪起因不同?！八髫斝汀苯壖茏锏男袨槿藶閷崿F(xiàn)勒索財物的目的，往往是無中生有地選擇富有的、不特定的犯罪對象，被害人一般無過錯?！八鱾汀狈欠ň薪锏男袨槿伺c被害人之間存在特定的債權債務關系，屬于“事出有因”，而被害人大多自身有一定的過錯，即欠債不還或有客觀存在的債務糾紛。債權債務關系的存在與否是區(qū)分“索債型”非法拘禁罪與“索財型”綁架罪的關鍵特征。
3.侵犯的客體不同。“索財型”綁架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即他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八鱾汀狈欠ň薪锴址傅目腕w是簡單客體，即他人的人身權利。
4.客觀表現(xiàn)不同?！八髫斝汀苯壖茏镆员┝Α⒚{迫、麻醉等方法為必備條件?！八鱾汀狈欠ň薪镌诳陀^上則不要求采用暴力、脅迫、麻醉等方法，雖然在實施非法拘禁過程中，也可能會有捆綁、毆打等行為，但對他人的生命健康造成的損害一般比綁架罪小得多。
5.社會危害不同?！八髫斝汀苯壖茏锱c“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給被害人、被害人的親屬和社會造成的心理影響、不安全感和危害有很大不同，前者的不利影響和社會危害性比后者更為嚴重。
上述區(qū)別，有助于區(qū)分“索財型”綁架罪和“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的性質，特別是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和犯罪起因方面的不同，是區(qū)分兩個罪的關鍵。但是并非所有的“索債型”扣押、拘禁行為，都以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有的還可能涉及綁架罪的適用。這類案件，都以一定的債權債務關系為前提，由于在民事或經(jīng)濟糾紛中“債”的關系十分復雜，在定性時可能涉及綁架罪和非法拘禁罪的選擇。綁架罪的法定最低刑為十年，其處罰大大重于非法拘禁罪，因此，在對“索債型”扣押、拘禁行為定性時，在把握好兩罪區(qū)別的前提下，嚴格依照刑法主客觀統(tǒng)一的原則，根據(jù)案件的具體情況作出慎重的判斷。
情形一:原債務數(shù)額難以確定。在一些“索債型”扣押、拘禁案件中，行為人認為確實存在債務，而被害人予以否認，或者行為人與被害人雖然均承認存在債務關系，但是雙方在具體數(shù)額上說法不一致，由于缺乏證據(jù)而難以查清原債權債務關系中涉及的具體數(shù)額。如果行為人主觀上認為確實存在債務或者確認債務為某一數(shù)額，即使有證據(jù)證明行為人對債務或數(shù)額的認識是基于某種錯誤，行為人也是在“索要債務”的主觀認識之下實施扣押、拘禁被害人的行為，而不存在“勒索他人財物的目的”，因此應以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如果以綁架罪定罪，則有客觀歸罪之嫌。
情形二:索要數(shù)額高于原債務。在“索債型”扣押、拘禁案件中，行為人可能因為多種原因向被害人索要高于原債務數(shù)額的財物，有的是出于對被害人久拖不還債務的氣憤，有的是為彌補討債費用或商業(yè)損失，有的是借機勒索更多的財物等等。不能僅因索要數(shù)額超過原債務，就簡單認定上述行為均構成綁架罪，而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果索要的數(shù)額大大超過原債務數(shù)額，且與其他情節(jié)相結合，足以證明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已經(jīng)由索債轉化為勒索財物，則該行為已觸犯了綁架罪和非法拘禁罪兩個罪名，按照想象競合犯的處罰原則，應以綁架罪定罪處罰。如果索要的數(shù)額超過原債務的數(shù)額不大，或者雖然索要的數(shù)額超過原債務的數(shù)額較大，但超出的部分是用于彌補討債費用或由此帶來的其他損失，行為人認為這些費用和損失應由被害人承擔，其主要目的仍是索債，而不是勒索財物。從主客觀相一致以及有利于被告人的刑法原則上看，上述行為應當以相對較輕的非法拘禁罪定罪，而不宜定綁架罪。如果索要數(shù)額大大超過原債務，當被害人拿出與原債務數(shù)額相近的財物后，行為人主動停止索要其他財物，這在客觀上可以證明行為人并不具備勒索他人財物的目的，也不宜定綁架罪，而應定非法拘禁罪。
本案雙方當事人之問確實存在因經(jīng)濟糾紛產生的債權債務關系，但在具體數(shù)額上認識不一，而且被告人索要的錢財超出了其自己估算的債務的數(shù)額。被告人的行為應認定為綁架罪還是非法拘禁罪，要根據(jù)本案的實際情況，結合被告人的主觀因素和其他具體情節(jié)作出判斷。
被告人雷某1出資與被害人(未出資)合伙在北京經(jīng)營公司，辦理留學等各項業(yè)務，期間，雷某1還向被害人提供食宿費用和業(yè)務費用。而被害人卻瞞著雷某1，以該公司的名義私自招攬客戶到境外培訓、留學，并將收取的費用全部據(jù)為己有。后該事被雷某1發(fā)覺，雷某1要求被害人賠償其經(jīng)濟損失，二人為此產生糾紛。雙方在造成經(jīng)濟損失數(shù)額的問題上認識不一:被害人認為雷某1向其支付了各種費用人民幣2.8萬余元，雷某1的損失僅限于此；而雷某1認為自己為經(jīng)營公司投入了大量錢財，被害人的行為給公司對留學項目的投資經(jīng)營造成了實際損失，各種經(jīng)濟損失數(shù)額約合人民幣70余萬元。雷某1為了“把錢追回來，彌補自己的損失”，而找到另兩名被告人將被害人扣押、拘禁。被告人吳某2、尹某3亦供述其二人是為幫助雷某1索要欠款而實施犯罪。從上述情節(jié)可以看出，三被告人是在“索要債務”的主觀認識下實施扣押、拘禁被害人的行為的。
三被告人開始向被害人索要25萬美元，后承諾交付1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20余萬元)即可放人，被害人一方對此均予以證明，對索要數(shù)額應認定為15萬美元。雷某1承諾討債成功后，給付吳某2、尹某3索要錢財?shù)娜种蛔鳛椤昂锰庂M”，該事實有各被告人的供述證明。被告人索要的數(shù)額雖高于被告人主觀估算的債務數(shù)額人民幣70萬元，但雷某1認為超額部分系用于支付吳某2、尹某3幫助討債的費用，因此“索要債務”仍為被告人犯罪的主要目的。
按照主客觀相統(tǒng)一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本案應以非法拘禁罪定罪。
根據(jù)上述事實和理由，二審法院對各被告人以非法拘禁罪定罪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