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24.12 第14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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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15號]牟某某虐待案-虐待罪中家庭成員、虐待行為以及因果關系的認定
二 、主要問題
(1)牟某某與劉某某之間是否屬于虐待罪中所規(guī)定的家庭成員關系， 牟某某是否符合虐待罪的犯罪主體要件?
(2)牟某某對劉某某實施的辱罵行為是否屬于虐待罪中的虐待行為且達到了情節(jié)惡劣的程度?
(3)牟某某實施的辱罵行為與劉某某自殺身亡這一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三 、裁判理由
( 一 ) 牟某某符合虐待 罪 的犯罪主體要件
根據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條的規(guī)定及立法精神，虐待罪是指以打罵、 凍餓、強迫過度勞動、有病不予治療、 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手段，對 共 同生活 的家庭成員從肉體上和精神上進行摧殘、 折磨 ，情節(jié)惡劣 的 行為。
刑法將虐待罪的犯罪主體規(guī)定為與被害人存在家庭成員關系的行為人，但并未對“家庭成員”這一概念所包含的人員范圍作出明確界定。
虐待罪于1979年寫入刑法， 1997年修訂刑法時對其加重構成情形予以完善，但對其犯罪構成條件均作出同樣的立法規(guī)定。當時無論是立法機關， 或是司法機關，還是社會公眾，對于“家庭成員 ”的理解都較為簡單、 明確，認為無疑是基于婚姻關系形成的家庭成員 。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 的快速發(fā)展與轉型，社會公眾思想觀念的改變和生活樣態(tài)的日益多元化， 與虐待罪入刑之初相比較，社會環(huán)境發(fā)生了深刻變化，尤其是男女婚前 同居現(xiàn)象日益增多、常見 。發(fā)生在上述同居關系人員之間的暴力犯罪案 件也已屢見不鮮 。虐待罪侵犯的客體是公民的人身權利，侵犯的法益是 家庭成員身體的不可侵犯性和精神的健全性， 旨在保護家庭關系中處于 弱勢一方群體的合法權益，進而維護和諧穩(wěn)定的社會關系 。今天，形成 共同生活基礎事實的婚前同居男女關系，許多情況下， 同樣具有典型家 庭成員關系中才具有的親密性、穩(wěn)定性、 自治性等特征，就應當與時俱 進對“家庭成員 ”作符合立法本意和社會生活發(fā)展變化實際的司法理解。 有共同生活基礎事實的婚前同居男女關系中， 一方對另一方實施虐待行為，與發(fā)生在社會上、單位同事間、鄰里間的辱罵、毆打、欺凌，被害 人可以躲避、可以向執(zhí)法機關和司法機關求助不同，受害方往往因“家丑不可外揚 ”而隱忍，身心常常受到更大傷害，甚至輕生，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刑事司法應當積極回應這種因社會發(fā)展變化出現(xiàn)的新的司法需求，將婚前同居中形成的人身權益損害、“虐待 ”特征更為明顯的行為納入虐待罪懲治范圍。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條規(guī)定： “本法所稱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 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 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 ”第三十七條規(guī)定： “家庭成員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間實施的暴力行為，參照本法規(guī)定執(zhí)行。 ”可見，反家庭暴力法對于家庭暴力犯罪中的“家庭成員 ”,并未作絕對閉環(huán)規(guī)制，而是從保護共同生活的人的合法權益角度出發(fā) ，對“ 家庭成員 ”關系范圍加以界定 ， 將具有較為穩(wěn)定關系的共同生活人員也納入家庭暴力犯罪所規(guī)制的主體。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也明確了家庭暴力犯罪不僅發(fā)生在家庭成員之間， 還發(fā)生在具有監(jiān)護、扶養(yǎng)、寄養(yǎng)、同居等關系的共同生活人員之間。虐待罪是典型的家庭暴力犯罪，對虐待罪主體的范圍界定，應當與反家庭暴力法對犯罪主體的范圍界定保持一致。
在本案中，牟某某與劉某某之間形成了具有上述法律規(guī)定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 ”之間的關系。首先，二人具有組建家庭的主觀意愿和具體計劃。從牟某某、劉某某確立男女朋友關系后的交往及情感發(fā)展過程來看，二人戀愛且同居期間已在為共同組建家庭進行準備。例如，在臨近重要節(jié)日及期間，二人共同前往對方家中與對方家長相見，并共同居住于對方家中，雙方家長亦是將牟某某、劉某某視為準女婿、準兒媳。 其次，二人具有穩(wěn)定的共同生活的事實。結合在案的言詞證據及微信聊天記錄，可以證實自牟某某、劉某某確立男女朋友關系之日起，經常共 同居住在一起，購買家居用品布置居所，共同進行家務活動，營造共同 生活氛圍，居住處所包括學生公寓、劉某某家中、牟某某家中。最后， 二人在經濟上互相扶持。根據目前在案證據，牟某某、劉某某確立戀愛 關系之后，有較為頻繁的經濟往來，用于雙方的生活消費支出。
基于上述事實，足以認定牟某某、劉某某不但主觀上有共同生活的 意愿，而且見家長的時點、雙方家長的認可、共同居住和生活的事實以 及雙方經濟往來支出的情況可以反映出，二人已具備較為穩(wěn)定的同居、 共同生活關系，精神上相互依賴，經濟上相互融通。根據主客觀相統(tǒng)一 的原則，并結合社會公眾的一般觀念，應當認定牟某某與劉某某的共同 居住等行為構成了實質上的家庭成員關系的共同生活基礎事實，二人的 婚前同居關系應認定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員關系，牟某某符合虐待罪的 犯罪主體要件。
(二)牟某某的辱罵行為屬于虐待罪中的虐待行為且達到情節(jié)惡劣程度
根據刑法理論通說以及反家庭暴力法、最高司法機關制發(fā)的規(guī)范性文件的規(guī)定，采用侮辱、謾罵等手段對家庭成員的精神進行摧殘、折磨， 是典型的帶有虐待性質的家庭暴力行為。
在本案中，牟某某與劉某某之間男女朋友關系的確立系雙方自愿， 并無外界強迫或欺騙因素 。雙方在上述關系確立后交往并共同生活的過 程中，相互精神依賴程度不斷加深，而牟某某始終糾結于劉某某過往性 經歷一事，并認為這是劉某某對其虧欠之處，但其又不愿意因此而與劉 某某分手，仍將劉某某作為未來的人生伴侶相處 。在與劉某某的相處過程中，牟某某卻又無法解開因劉某某性經歷一事而產生的心結， 因而心生不滿 。在2019年1月至2019年9月間 ，牟某某高頻次、長時間、持續(xù) 性對劉某某進行指責、謾罵、侮辱，言詞惡劣、 內容粗俗，對劉某某造 成了巨大的心理傷害 。劉某某亦不愿與牟某某分手，但又不知如何面對牟某某反復持續(xù)施加的精神暴力 。在日積月累的精神暴力之下，劉某某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精神上遭受了極度的摧殘與折磨， 以致實施割腕自殘，最終服用藥物自殺。
(三)牟某某實施的辱罵行為與劉某某自殺身亡這一結果之間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牟某某與劉某某確立戀愛關系后，在交往及共同生活過程中，本應相互平等對待，平和理性處理兩人間的矛盾，基于善意解決雙方存在的情感問題等。但牟某某出于偏執(zhí)心理，不能正確對待劉某某過往性經歷一事，不斷指責、辱罵劉某某，惡語相向，將對其具有高度精神依賴關系的劉某某逐漸推向精神崩潰的地步。
在案證據可以證實，劉某某在與牟某某確立戀愛關系后，對牟某某 的精神依賴程度不斷加深，牟某某長期對其侮辱、謾罵，進行精神折磨 與打壓，貶損其人格，劉某某為了維持與牟某某的戀愛關系，雖然也有反抗、爭辯，但最終選擇了妥協(xié)、沉默和忍受牟某某的負面情緒。在劉某某服藥自殺前兩個月，其在網上發(fā)布的帖子內容，真實反映了其因牟某某的指責、辱罵而在精神上遭受的折磨以及面對牟某某雙重人格而不知所措的矛盾心態(tài)； 而牟某某本人對2019年10月9日當天雙方爭吵原因 及過程的供述，可以證實正是因為牟某某所說的劉某某過于依賴他的話語，深深刺激了精神狀態(tài)已極為脆弱的劉某某，導致劉某某情緒崩潰而 大哭 。而劉某某在案發(fā)時極度脆弱的精神狀態(tài)，正是由牟某某日積月累 的指責、辱罵行為所造成的。牟某某作為劉某某精神狀態(tài)極度脆弱的制 造者和與劉某某之間具有親密關系并對劉某某負有一定扶助義務的共同 生活人員，在劉某某已出現(xiàn)割腕自殘， 以及服用過量藥物后進行洗胃治 療并被下發(fā)病危通知書的情況下， 已經能夠明確認識到劉某某處于生命 的高風險狀態(tài)，其本應及時關注劉某某的精神狀況，采取有效措施及時 消除上述風險，防止劉某某再次出現(xiàn)極端情況，但牟某某對由其一手制 造的風險狀態(tài)完全無視，仍然反復指責、辱罵劉某某，最終造成劉某某不堪忍受、服藥自殺身亡的悲劇。
此外，在案證據證實，劉某某在與牟某某確立戀愛關系之前，性格開朗、外向，是在與牟某某確立戀愛關系并同居生活之后，不斷遭受牟某某的指責、辱罵，才導致其時常精神不振、情緒低落，并出現(xiàn)了割腕自殘、服用過量藥物而被洗胃治療等極端情況，在確立戀愛關系僅一年多即不堪受辱服藥自殺。
綜上所述，本案認定牟某某虐待與其共同生活的同居女友，致對方自殺身亡的行為構成虐待罪，并依法對牟某某定罪處罰，具有充分的事實、證據基礎和法律依據，也符合社會公眾的認知和期待，實現(xiàn)了新類 型案件辦理“三個效果 ”的統(tǒng)一。
(撰稿：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三庭嵇晶晶 北京市海淀區(qū)人民法院 張鵬
審編：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三庭鹿素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