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19年1月總第113輯）
［第1239號］胡某1故意殺人、非法拘禁案-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和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犯罪，應慎重把握被告人親屬代為賠償情節(jié)對被告人量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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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問題
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和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故意殺人案件，被告人親屬積極代為賠償，被害人親屬表示接受，予以諒解的，如何準確把握死刑政策
二、裁判理由
本案二審期間，被告人親屬代為賠償，取得了被害人的諒解。在此種情況下，能否對罪行極其嚴重的被告人從寬處罰，不適用死刑立即執(zhí)行，二審及死刑復核審理中有兩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持肯定立場，認為應據(jù)此改判被告人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第二種意見持否定立場，認為此案不適宜對被告人從寬判處，應當維持、核準死刑判決。
我們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寬嚴相濟是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即根據(jù)犯罪的具體情況，實行區(qū)別對待，做到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寬嚴相濟，罰當其罪。既要防止片面從嚴，也要避免一味從寬?！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指出∶“對于被告人同時具有法定、酌定從嚴和法定、酌定從寬處罰情節(jié)的案件，要在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實、性質(zhì)、情節(jié)和對社會危害程度的基礎上，結合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社會治安狀況等因素，綜合作出分析判斷，總體從嚴，或者總體從寬。”《意見》同時指出∶“被告人案發(fā)后對被害人積極進行賠償，并認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為酌定量刑情節(jié)予以考慮。因婚姻家庭等民間糾紛激化引發(fā)的犯罪，被害人及其親屬對被告人表示諒解的，應當作為酌定量刑情節(jié)考慮?！保á?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六條。② 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條。）
據(jù)此，被告人積極賠償和被害人及其親屬諒解是重要的酌定從寬處罰情節(jié)，但要注意準確、全面把握∶第一，被告人案發(fā)后對被害人積極進行賠償，"可以"從寬量刑，而非必須從寬處罰；并且，根據(jù)此情節(jié)對被告人從寬處罰，被告人不僅要有實際的賠償，還應當認罪、悔罪。第二，被害人及其親屬諒解而對被告人從輕處罰的上述規(guī)定，一般適用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間糾紛激化引發(fā)的犯罪”。第三，被害人及其親屬諒解的本質(zhì)是被告人與被害人及其親屬雙方在自愿協(xié)商一致的基礎上，通過被告人真誠悔罪，賠禮道歉并支付被害人的損失，以此來取得被害人及其親屬的諒解，從而修復被破壞的社會關系。在被害人死亡或者無法獨立表達意志的情況下，對被害人親屬諒解的背景、原因是否確系真實、自愿，更要從嚴審查和把握，要注意審查是否違背社會良好風尚和公眾樸素的正義情感。第四，被告人積極賠償和被害人及其親屬諒解雖然是重要的酌定從寬處罰情節(jié)，但在嚴重刑事犯罪中，是否對被告人從寬及從寬的幅度，必須結合犯罪事實、性質(zhì)及其他情節(jié)進行綜合衡量，給予適當、準確的評價。
本案中，既有可考慮從嚴懲處的情節(jié)，如系有預謀的直接故意殺人，性質(zhì)特別惡劣，情節(jié)、后果嚴重，社會危害性大，被告人系累犯，人身危險性大，主觀惡性深等；又有可考慮從寬處罰的情節(jié)；如二審期間，被告人胡某1的親屬積極代為賠償，取得被害人親屬諒解。如何評價從嚴與從寬情節(jié)，需要準確把握以下三個方面的因素∶
首先，從案件性質(zhì)來看，本案最初起因雖系民間借貸糾紛，但后期發(fā)展已明顯超出簡單的借貸糾紛的性質(zhì)，演變成嚴重暴力犯罪。被告人胡某1將被害人張宏從酒店帶走后，先后花錢雇用多名社會閑散人員、有犯罪前科的人員，轉(zhuǎn)換多個地點關押被害人長達兩個多月，索債不能如愿后，又糾集他人故意殺害被害人，性質(zhì)特別惡劣。故意殺人系極為嚴重的暴力犯罪，不但嚴重侵犯公民個人的人身權利，也嚴重危及正常的社會秩序，一向是我國刑法嚴厲打擊的重點。在決定對這類案件被告人的刑罰時，一方面要考慮實現(xiàn)特殊預防目的，即防止被告人本人的再犯可能性；另一方面還要考慮實現(xiàn)一般預防，即防止?jié)撛诘姆缸锇l(fā)生，在發(fā)揮對被害人的安撫補償功能的基礎上，注重發(fā)揮對社會的一般威懾、強化規(guī)范意識的功能，而不應片面強調(diào)被害人一方的感受和態(tài)度。
其次，從犯罪情節(jié)、后果來看，被告人胡某1采用將被害人張宏裝入專門制作的鐵籠后沉入水庫的方式殺人，作案手段殘忍，情節(jié)特別惡劣，嚴重危害當?shù)厣鐣伟?，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p>
最后，從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及人身危險性來看，被告人胡某1經(jīng)過預謀，選好地點后糾集他人共同作案。被害人張宏被拋入水庫的地點距水面20余米，水面距庫底80余米，打撈極為困難，公安機關曾兩次打撈無果。作案后，胡某1潛逃境外，被抓捕歸案后，僅供認非法拘禁事實，否認故意殺人事實，且供述屢屢改變∶在張宏尸體被打撈上來之前，稱在浙江省溫州市將張宏放走了；在同案被告人翻供后，供稱在北山大橋附近將張宏釋放了；在打撈到張宏尸體后，又稱在北山大橋上將張宏釋放后同案被告人曾經(jīng)返回，暗示鐵籠是被同案被告人拋入水庫的；在二審開庭時又稱發(fā)現(xiàn)張宏死亡后才“拋尸”。可見，胡某1口供隨著司法機關掌握證據(jù)的變化而一變再變，百般抵賴，并無認罪、悔罪態(tài)度，主觀惡性深?！兑庖姟分赋觯?quot;被告人案發(fā)后對被害人積極進行賠償，并認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為酌定量刑情節(jié)予以考慮。因婚姻家庭等民間糾紛激化引發(fā)的犯罪，被害人及其親屬對被告人表示諒解的，應當作為酌定量刑情節(jié)考慮”。胡某1的親屬雖然愿意代為賠償，但胡某1并無認罪、悔罪態(tài)度；被害人親屬雖然對被告人表示諒解，但本案并不屬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間糾紛激化引發(fā)的犯罪”。概言之，被告人不具備對其從輕處罰的必要條件。另外，被告人還有兩次犯罪前科，系累犯，人身危險性大，具有法定從重處罰情節(jié)。
綜上，對于犯罪性質(zhì)、情節(jié)特別惡劣，后果特別嚴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和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故意殺人案件，被告人主觀惡性深、人身危險性大的，即使被告人積極賠償，得到被害人親屬諒解，法院也要掌握好寬嚴尺度，從寬判處仍應當特別慎重，做到罪責刑相適應，不能過于偏離社會公眾的樸素道德情感，防止死刑政策出現(xiàn)偏差。尤其是對于并未認罪、悔罪的被告人，不能僅因積極賠償、取得諒解而從輕處罰。本案中，經(jīng)綜合考量從嚴與從寬情節(jié)，最高人民法院對本案總體從嚴，認定被告人胡某1雖然就民事賠償與被害人親屬達成了協(xié)議，但尚不足以對其從輕處罰，故依法核準被告人胡某1死刑。
（撰稿∶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 張昊權 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 管應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