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02年第5輯，總第28輯）
【第205號】江某田等妨害公務案-聚眾以暴力手段搶回被依法查扣的制假設備應如何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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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問題
聚眾以暴力手段搶回被依法查扣的制假設備的應如何定罪?
三、裁判理由
(一)本案構成妨害公務罪
被告人江某田等人采用暴力手段聚眾搶回被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扣押的制假設備的行為應定何罪是本案爭論的焦點。我們認為，被告人江某田等人的行為依法應當構成妨害公務罪。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zhí)行職務的，構成妨害公務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該罪具有以下特點:
1.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妨害公務的故意和目的；
2.行為內容或目標是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zhí)行職務；
3.行為手段只能是暴力或者威脅。
4.行為發(fā)生的場合必須是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zhí)行職務的過程中。
妨害公務罪侵犯的主要客體是國家機關依法進行的管理活動。國家機關依法進行的管理活動，主要是通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執(zhí)行職務行為來實現。只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zhí)行職務時對其實施暴力或威脅阻礙的，才可能存在妨害公務問題，也才有可能構成妨害公務罪。所謂執(zhí)行職務時，包括從開始實際執(zhí)行職務時至職務執(zhí)行完畢的全過程。實踐中，執(zhí)行職務行為通常表現為一個連續(xù)性的過程，判斷一個職務行為的執(zhí)行開始和執(zhí)行完畢，必須根據職務行為執(zhí)行的具體情況而論。就本案而言，由多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組成的聯合打假隊，從查扣被告人的制假設備到案發(fā)時的返回途中，均應視為在執(zhí)行職務的過程中，而非執(zhí)行職務完畢。本案被告人以對抗執(zhí)法的故意和目的，聚眾以暴力在中途攔截執(zhí)法車輛，公然奪回被依法查扣的制假設備，符合妨害公務罪的構成特征，應以妨害公務罪定罪處罰。
(二)本案不構成搶劫罪或聚眾哄搶罪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guī)定的搶劫罪和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條規(guī)定的聚眾哄搶罪，均屬于侵犯財產的犯罪。搶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當場采取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劫取公共財物的行為；聚眾哄搶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聚集多人，采取哄鬧、滋擾等方法，奪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情節(jié)嚴重的行為。二罪都是以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為目的，侵害的主要客體都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這與以對抗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zhí)行職務為主要目的。以妨害國家機關依法管理活動的為主要犯罪客體的妨害公務罪具有本質上的區(qū)別。從本案發(fā)生的實際情況來看，本案被告人并不是要非法占有公私財物，而只是不法對抗國家機關的打假執(zhí)法公務活動，意欲奪回自己已被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查扣的制假設備。也就是說，被告人只有妨害公務的目的，并無強占公私財物的目的。因此，不構成搶劫罪或聚眾哄搶罪。本案中，公訴機關之所以以搶劫罪起訴，一審法院之所以以聚眾哄搶罪定罪量刑，其主要理由有三:
一是聯合打假隊依法查扣了被告人的制假設備后在返回途中，此時職務行為已經執(zhí)行完畢，因此妨害公務行為無從談起；
二是聯合打假隊已經依法查扣了被告人的制假設備，根據刑法第九十一條第二款“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yè)、集體企業(yè)和人民團體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以公共財產論”的規(guī)定，該制假設備應當以公共財產論，被告人聚眾以暴力方法公然奪回上述應以公共財產論的制假設備，是不法占有公共財產；
三是本案以妨害公務罪定罪量刑較之以搶劫罪或者聚眾哄搶罪定罪量刑，有輕縱被告人之嫌，難以做到罪刑相適應。
我們認為上述理由是不妥當的。
其一，判斷職務行為是否執(zhí)行完畢，應根據職務行為的具體執(zhí)行狀況和內容，從整體上把握，而不宜將具有一體性和連續(xù)性的公務執(zhí)行活動分割開來判斷。本案中，聯合打假隊從查扣被告人制假設備到案發(fā)時止，公務行為仍在繼續(xù)中。被告人從得知制假設備被查扣到聚眾中途攔截執(zhí)行公務車輛奪回制假設備，其目的直接指向于對抗打假執(zhí)法的公務活動。
其二，聯合打假隊依法查扣被告人的制假設備，是一種執(zhí)法強制措施，被告人的行為是對抗執(zhí)法強制措施，不是為了“不法占有公私財產”。
其三，被告人欲強行奪回的制假設備，是犯罪工具，雖屬不法財產，但畢竟為被告人所有。搶回自有物品與強占他人所有或公有財物顯然不同，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其四，追究刑事責任不能以刑論罪，只能是定罪量刑。以刑論罪顛倒了定罪量刑的邏輯關系，違反了刑法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說，首先要對被告人做到定性準確，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適用刑罰，做到罪責刑相適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