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09年第4輯，總第69輯）
[第565號]閆某1故意殺人案-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機關通知后到案，但在公安機關掌握部分證據后始供述的,不能認定為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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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問題
犯罪嫌疑人接到公安機關調查通知后到案，但未供述犯罪事實， 在公安機關掌握了部分證據后始予供述的，能否認定為自首?
三、裁判理由
本案是一起性質惡劣、后果極其嚴重的故意殺人犯罪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在審理過程中存在爭議的問題是被告人閆某1是否具有自首情節(jié)。對此，有兩種不同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閆某1接到公安機關的電話通知后前往公安機關，在公安機關尚未找到李國某的尸體，尚不能確認李已被害并且為其所害的情況下，主動向公安機關供述了其殺死李的事實，系自首；
另一種意見認為，閆某1到達公安機關后，并未主動供述其殺害李國某的犯罪事實， 公安技術人員在閆駕駛的汽車中檢出殘留血跡后，經訊問，閆才供認其犯罪事實。雖然李國某的尸體是在閆的帶領下找到的，但該情節(jié)系閆某1供述其犯罪事實的組成部分，不能因此認定閆某1具有自首情節(jié)。
我們認為后一種意見是正確的。具體分析如下：
刑法第六十七條規(guī)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據此，自首的成立需具備兩個條件，即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所犯罪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的規(guī)定，自動投案是指犯罪事實或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fā)覺，或者雖被發(fā)覺，但犯罪嫌疑人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也就是說，自動投案的時間既可以是在犯罪被發(fā)現之前，也可以是在犯罪被發(fā)現之后。實踐中自動投案一般包括以下幾種情況：(1)在犯罪事實和犯罪人均未被發(fā)現的情況下主動投案； (2)在犯罪事實已被發(fā)現，但尚未查清犯罪人的情況下主動投案；(3) 在犯罪事實已被發(fā)現，僅因形跡可疑，被有關組織盤問、教育后，主動交代自己的罪行的；(4)犯罪事實和犯罪人均已被發(fā)現，但在尚未被司法機關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以前主動投案；(5)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緝、追捕過程中主動投案；(6)經查實確已準備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機關抓獲的，視為自動投案。
本案中，被害人李國某失蹤次日晚，其妻阮光玉即向公安機關報案，并向公安機關提供了李國某失蹤前，其辦公室電話的最后打人者系閆某1，閆欠李 100 余萬元債務，李失蹤前曾向閆催收未果，李失蹤后在家中沒有找到閆的借款憑據等情況。公安機關隨即對閆某1進行調查，經調取閆某1的手機通話記錄并查看主要路口收費站監(jiān)控視頻，發(fā)現閆某1于李國某失蹤當晚曾駕車前往黔江區(qū)石柱縣境內，后又連夜趕往萬州區(qū)，行為反常，據此分析李國某很可能被害，閆某1具有作案嫌疑，遂于 6 月 6 日打電話通知閆某1到公安機關接受調查。閆某1于當日 15 時左右駕車到達公安機關，但并未主動供述其殺害李國某的犯罪事實。在公安機關技術人員對閆某1駕駛的轎車進行勘查，發(fā)現后備箱殘留部分痕跡，經檢驗系人血后，閆某1的犯罪嫌疑上升，即于 17 時許開始對閆某1進行訊問，但閆仍隱瞞案發(fā)當天駕車離開忠縣的事實，后經思想教育，閆于 18 時左右供述了殺害李國某的犯罪事實。當晚，在閆某1的帶領下，公安機關找到了李的尸體。
可見，被告人閆某1的行為明顯不符合前述第(1)、(2)、(4)、(5)、(6)種的情形。那么，閆某1的行為是否符合前述第(3)種因形跡可疑而投案的情形?這是審判過程中引發(fā)爭議的關鍵之所在，其核心問題是如何界分形跡可疑與犯罪嫌疑。對此，從司法實踐看，區(qū)分二者的關鍵在于司法機關是否已掌握了一定的具體證據，根據已掌握的證據能夠把行為人同發(fā)生的犯罪案件聯(lián)系起來，也即根據現有證據能否認定行為人具有犯罪嫌疑。如果司法人員只是根據經驗、直覺認為行為人可能是作案人，而沒有切實、具體的證據作為判斷基礎，則不能認為行為人具有犯罪嫌疑，僅屬于形跡可疑；如果司法人員掌握了指向行為人犯罪的具體證據，如在其身上或住處發(fā)現贓物、作案工具、被害人血跡等，則可以認為行為人具有犯罪嫌疑，而不僅僅再是形跡可疑。行為人在因形跡可疑受到盤問、教育時主動交代自己所犯罪行的，應當認定自首；相反，在被確定為犯罪嫌疑人的情況下經訊問而交代犯罪事實的，不屬于自動投案，不構成自首。本案被告人閆某1在供述犯罪事實前的行為可分為兩個階段，在到公安機關接受調查前，公安人員懷疑李國某可能被害，且閆某1有作案嫌疑，但這種懷疑主要來自經驗和直覺，并沒有切實、具體的證據來支持，故閆某1的行為更多地符合形跡可疑的特征。在閆某1到公安機關后，公安機關一邊安排民警與其談話，一邊安排技術人員對其所駕駛轎車進行勘查。結果發(fā)現， 閆某1的轎車后備箱被水沖洗過，并有濃烈的血腥氣味，后備箱底部有暗紅色斑跡，經提取作血跡預試驗，確定系人血。在此情況下，公安人員遂開始對閆某1進行訊問，但閆仍試圖隱瞞犯罪事實，后經思想教育，才供述了殺害李國某的犯罪事實。可見，在閆某1交代所犯罪行前，公安機關已經掌握了認定閆某1具有犯罪嫌疑的一定具體證據，雖然這時對從其轎車內檢出的血跡尚未通過 DNA 鑒定確認系李國某的血跡，但結合李國某不正常失蹤、閆某1欠其巨額債務、發(fā)案時間段內行為反常等情況，足以認定閆某1具有重大作案嫌疑，而不再是單純的形跡可疑。閆某1此時交代所犯罪行，顯然不屬于因形跡可疑而自動投案，不能認定為自首。至于其帶領公安人員找到被害人李國某的尸體，此情節(jié)系其應當如實供述所犯罪行的一部分，屬于判斷認罪態(tài)度好壞的依據，但不能據此認定其有自首表現。
綜上，被告人閆某1不具有自首情節(jié)，雖然其到案后認罪態(tài)度較好，但鑒于其犯罪動機卑劣，手段兇殘，后果和罪行極其嚴重，不足以從輕處罰，故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對其核準了死刑立即執(zhí)行。
(撰稿：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胡紅軍李桂紅；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 王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