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13年第5輯，總第94輯）
[第910號]黃某1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如何理解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不特定多數(shù)人”以及如何把握醉駕案件中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死刑適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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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問題
1. 如何理解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不特定多數(shù)人”？
2. 如何把握醉駕案件中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死刑適用標準？
三、裁判理由
（一）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不特定人”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對黃某1醉酒駕車肇事后為逃避處罰而駕車沖撞其他車輛，致人員傷亡及財物損失的行為構(gòu)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沒有異議， 但對其致被害人沈建某死亡這一節(jié)事實如何定性，即能否被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所涵蓋，則存在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沈建某在被黃某1追尾后，攔在黃某1的汽車前欲與其理論，此時沈建某對于黃某1而言是“特定的人”， 在此情形下，黃某1不顧沈建某的人身安危，駕車將沈建某頂在汽車引擎蓋上逃逸，致沈建某死亡的行為應當定性為故意殺人罪，與其后駕車沖撞其他車輛， 致多人死傷行為所構(gòu)成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應當并罰。另一種意見認為，黃某1當時處于一種不顧一切執(zhí)意駕車逃離現(xiàn)場的狀態(tài)，其行為并非針對某一特定的人或者車，縱觀案發(fā)過程，應當將其駕車將沈建某頂在汽車引擎蓋上逃逸的行為與其后駕車沖撞其他車輛，致多人死傷的行為作為一個整體行為來評價，其行為構(gòu)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罪。
上述爭議的焦點在于對危害公共安全罪中“不特定人”的理解和認定問題。刑法理論通說一般認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危害公共安全”是指故意或者過失危害 “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財產(chǎn)安全。①據(jù)此， 危害公共安全不僅是指對多數(shù)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財產(chǎn)造成損害，而且要求這種損害所針對的對象是不特定的，這也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侵犯公民人身權(quán)利犯罪、侵犯財產(chǎn)犯罪的主要區(qū)別之一。然而，要對此作出準確的區(qū)分， 必須對“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涵義有一個準確的理解?！安惶囟ǘ鄶?shù)人”是指不特定并且多數(shù)的人，它排斥“特定的多數(shù)人”、“特定的少數(shù)人”、“不特定的少數(shù)人”等情形?！安惶囟ā笔且环N客觀的判斷，它包含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 一是犯罪對象的不確定性，二是危害后果的不確定性。司法實踐中，被認定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通常有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行為針對的對象是不特定的， 并且行為人事先也沒預料到危害后果，危害后果也是不特定的；另一種情形是行為針對的對象是特定的，但實際造成的后果卻是行為人沒有預料，也不能控制的。從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這兩種情形分析，“不特定多數(shù)人”中的“不特定”，是相對于其他犯罪對象的“特定”而言的，而“多數(shù)”則是相對于其他犯罪只能危害到個別少數(shù)對象而言的。侵害不特定多數(shù)人，并不是說行為人沒有特定的侵犯對象或者目標。實施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行為人，有些在主觀上有將要侵犯的特定對象，同時也會對損害的可能范圍有一定預判，雖然其在某一特定階段可能指向特定的目標，但行為最終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是行為人難以控制的，從而危害到之前特定人之外的人身或者財產(chǎn)安全。因此， 不能將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不特定多數(shù)人”理解為沒有特定的侵犯對象或者目標。
在行為人具有特定侵犯對象或者目標的犯罪中，如何確定行為構(gòu)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還是其他犯罪？我們認為，不能僅以行為人的主觀認識為標準，而應當采取客觀主義的立場，即犯罪行為一經(jīng)實施，不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針對特定的對象，只要在一定條件下造成了眾多人員傷亡或者公私財產(chǎn)的廣泛損失，或者形成對公眾人身、財產(chǎn)安全的重大威脅，就應當認定其構(gòu)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本案中，黃某1醉酒駕車追尾被害人沈建某的出租車后，為逃避處罰而駕車逃逸，在路口遇紅燈停車后，沈建某趕上并攔在黃某1的汽車前與其理論， 但黃某1不顧沈建某的人身安危，強行啟動汽車，將沈建某頂在引擎蓋上高速行駛，此時，沈建某對于黃某1來說是特定的行為對象，黃某1將特定對象頂在引擎蓋上高速行駛，至少有放任被害人傷亡的故意，因此，此節(jié)行為符合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的構(gòu)成特征。但結(jié)合案發(fā)的時空環(huán)境，黃某1系白天在車流人流密集的城市主干道醉酒駕車，將沈建某頂在車輛引擎蓋上高速行駛， 其主觀目的雖然是想擺脫被害人，但客觀上對該路段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生命、健康及財產(chǎn)安全構(gòu)成重大威脅，且其行為的后果不僅導致了沈建某被撞身亡，還造成被撞車輛內(nèi)多人死傷和重大財產(chǎn)損失。黃某1雖然看似針對沈建某這一特定的對象實施犯罪行為，但其在實施針對特定對象的犯罪過程中，無視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生命、健康和財產(chǎn)安全，并實際造成了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傷亡和重大財產(chǎn)損失。故其之前針對特定對象和之后造成不特定對象傷亡的行為應當從整體上評價為一個法律行為，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罪論處。
（二）醉駕案件中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死刑適用標準
本案審理過程中，對黃某1是否適用死刑也存在不同認識。一種意見認為， 黃某1因醉酒而對自己行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減弱，其主觀上不希望、不追求危害后果的發(fā)生，屬于間接故意犯罪，根據(jù) 2009 年發(fā)布的《最高法院關(guān)于醉酒駕車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配發(fā)的兩起醉駕典型案例的處理精神（四川孫偉銘案、廣東黎景全案）①依法可判處其死緩。另一種意見認為，本案犯罪后果特別嚴重，黃某1犯罪情節(jié)特別惡劣，且認罪態(tài)度差， 又有犯罪前科，對被害方未作任何賠償，依法應當判處其死刑。該爭議反映的問題是，對于醉駕造成嚴重后果，構(gòu)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如何把握死刑適用的標準。
一般而言，行為人醉酒駕車構(gòu)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情節(jié)往往比較惡劣，犯罪后果嚴重，社會危害性大，但因此類犯罪一般系間接故意犯罪，行為人主觀上不希望也不追求危害結(jié)果發(fā)生，與以制造事端為目的而惡意駕車撞人并造成重大傷亡后果的直接故意犯罪相比，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相對較小，因此，綜合考察醉酒駕車犯罪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及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其一般不屬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 從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出發(fā)，一般不適用死刑。這也是《意見》針對此類案件提出的量刑指導意見，對四川孫偉銘案、廣東黎景全案的處理，都體現(xiàn)了這一原則。但是，這一原則的適用在實踐中必須保留例外。在具體案件中，深入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求必須結(jié)合犯罪的具體情況，實行區(qū)別對待．做到罰當其罪，實現(xiàn)刑罰的個別化。對醉酒駕車構(gòu)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案件，如果造成的后果特別嚴重，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很深，人身危險性極大的， 也可以依法適用死刑。
本案中，黃某1醉酒駕車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傷的嚴重后果，與《意見》公布的孫偉銘、黎景全案造成的后果嚴重程度大致相當，基于孫偉銘、黎景全最終被改判無期徒刑的結(jié)果，故有意見認為不宜判處黃某1死刑。但綜合比較， 本案犯罪性質(zhì)更為惡劣，社會危害性更大。黃某1醉酒駕車追尾沈建某駕駛的出租車后，為逃避處罰，不顧同車人的勸阻，在城市主干道駕車高速逃逸，且在明知沈建某在其車前阻攔的情況下，將沈建某頂在其車引擎蓋上高速行駛約 1 公里并沖撞其他車輛，造成沈建某被撞身亡，被撞車輛內(nèi)的二人被燒死、三人受傷的嚴重結(jié)果。即便不考慮黃某1醉酒駕車對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結(jié)果，其將沈建某頂在車引擎蓋上高速符駛，放任被害人死亡的行為本身也屬于性質(zhì)惡劣的故意殺人行為。而在孫偉銘、黎景全兩案中，孫偉銘、黎景全在造成多人死傷后果之前追尾其他車輛或者撞倒他人屬于交通肇事行為。本案與孫偉銘、黎景全兩案的前行為在性質(zhì)上明顯不同，足以說明本案犯罪性質(zhì)更為惡劣，社會危害性更大。而且，黃某1有持槍殺人的暴力犯罪前科，其歸案后對其犯罪事實避重就輕，認罪態(tài)度差，而孫偉銘、黎景全無前科劣跡，歸案后認罪、悔罪，故黃某1的主觀惡性更深、人身危險性更大。黃某1也沒有賠償被害方， 不能取得被害方的諒解，未能通過積極賠償來緩和其犯罪行為所帶來的社會矛盾，不具有酌定從寬處罰情節(jié)。故對黃某1的量刑不能機械參照孫偉銘、黎景全兩案的判決結(jié)果。綜合上述情節(jié)，本案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黃某1死刑是妥當?shù)?。值得注意的是，本案的裁判結(jié)果并不是對《意見》的突破，而恰恰是根據(jù)《意見》精神，結(jié)合本案具體情況作出的裁判。實踐中．對于醉酒駕車構(gòu)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案件判處死刑應當限制在極少數(shù)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