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13年第6輯，總第95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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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1號]王某1等組織出賣人體器官案-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既、未遂以及情節(jié)嚴重如何認定
二、主要問題
1. 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是否以人體器官的實際摘取作為既、未遂的認定標準？
2. 本案是否屬于組織出賣人體器官情節(jié)嚴重的情形？
三、裁判理由
（一）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不以人體器官的實際摘取作為認定既、未遂的標準
本案審理過程中，對四被告人構成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形成一致意見，但對具體犯罪停止形態(tài)存在不同認識。
一種觀點認為，本罪應當以損害結果的發(fā)生，即以實際摘除出賣者的身體器官作為認定既遂的標準。具體理由是：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侵害的主要客體是公民的人身權和健康權。只有當器官出賣者的身體器官被實際摘除，其人身健康權利受到具體侵害時，才能成立犯罪既遂。本案四名被告人先后組織多名供體出賣活體腎臟，其中部分供體被實際摘除腎臟，并進行了器官移植手術，應當認定為犯罪既遂，另有部分供體尚在血型配對中，或者因配對不成而離開，對此部分犯罪應當認定為犯罪未遂，并在具體量刑中予以體現(xiàn)。
另一種觀點認為，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是行為犯，行為人只要實施了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的行為，即可構成本罪，不應以損害結果的發(fā)生作為認定既遂的標準。本案四被告人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均應認定為既遂。
我們同意后一種觀點，主要理由如下：
近年來，隨著器官移植技術在臨床醫(yī)學中的廣泛應用和發(fā)展，器官移植的供需矛盾突出，人體器官移植類違法犯罪行為時有發(fā)生。依法打擊組織買賣或者變相買賣人體器官的違法犯罪行為，越來越受到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關注。2011 年 2 月 25 日頒布的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七條（作為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之一）規(guī)定：“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jié)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比欢?，由于上述對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的規(guī)定采用了簡單罪狀的表述方式，導致審判實踐中對該罪的理解和適用存在種種爭議。我們認為，對該罪的既、未遂形態(tài)的認定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1. 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屬于典型的行為犯，行為犯不以犯罪結果發(fā)生作為既遂認定的要件。我國刑法分則規(guī)定了不少“組織型”犯罪，如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規(guī)定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第三百三十三條規(guī)定的非法組織賣血罪， 第三百五十八條規(guī)定的組織賣淫罪，等等。根據(jù)刑法理論通說的觀點，組織型犯罪是行為犯，而行為犯一般不要求危害結果必然實現(xiàn)，只要危害行為實施完畢即構成犯罪既遂?！敖M織型”犯罪作為行為犯中的一種獨特類型，其既、未遂的認定是以行為人的組織、策劃或指揮行為是否實施完成來作為界定標準。具體到本罪，只要行為人基于出賣人體器官的目的，實施了指揮、策劃、招攬、控制自愿出賣自身器官的人的行為，即構成本罪的既遂，而不需要出現(xiàn)器官被實際摘取等特定的后果。
2. 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所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只要侵犯其一即可認定既遂。本罪既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利，也侵犯了國家醫(yī)療秩序。組織出賣人體器官行為，一方面容易誘使、鼓勵處于經濟困境的人為擺脫困境而出賣器官， 嚴重損害出賣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另一方面這種非法人體器官交易因缺乏監(jiān)管，無法保證所出賣器官的安全性，這也可能危及器官受移植者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三條明確了“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買賣人體器官”的剛性原則，并對人體器官的捐獻、移植、法律責任，以及醫(yī)療機構從事器官移植應當具備的條件和承擔的義務等都進行了具體的規(guī)定，目的就是為了規(guī)范人體器官移植活動，保證器官移植醫(yī)療行為能夠有序開展。組織出賣人體器官行為使原本分散的、零星的出賣人體器官行為，由于組織行為的存在變得更具群體性、規(guī)?；?，導致器官移植活動脫離國家監(jiān)管， 嚴重破壞國家器官移植醫(yī)療管理秩序。因此，即使出賣者未被實際摘取器官， 但只要組織者的組織出賣人體器官行為實施完畢，國家器官移植醫(yī)療管理秩序受到嚴重侵害，即組織行為即構成既遂。
3. 以實際摘取器官與否作為本罪的既、未遂認定標準，與預防和懲治犯罪的立法意圖相悖。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的行為客觀上為人體器官的非法買賣推波助瀾，只有斬斷組織出賣行為這個非法買賣人體器官犯罪利益鏈條的關鍵節(jié)點， 才能切斷人體器官的非法來源，維護規(guī)范有序的器官移植醫(yī)療秩序。司法實踐中，由于非法買賣人體器官犯罪一般具有被害人自愿有償出賣器官（非自愿的情況下，應當以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等其他犯罪論處）、犯罪分子組織分工細化和作案隱蔽等特點，案件偵破、證據(jù)收集和認定往往會面臨較大的困難。如果堅持以器官是否被摘取作為既、未遂的認定標準，顯然不利于有效打擊此類犯罪，與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的社會危害性以及當前打擊此類犯罪的嚴峻形勢不相適應。
本案中，王某1等四被告人實際供述的組織出賣器官人數(shù)遠多于檢察機關的指控，但由于部分出賣器官者下落不明，實際認定的摘取器官的數(shù)量并不多。但不管實際認定摘取的數(shù)量有多少，也不管被組織者是否實際被摘取器官，都不影響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既遂的認定。
（二）本案是否屬于組織出賣人體器官情節(jié)嚴重的情形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之一僅規(guī)定：“情節(jié)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由于相關司法解釋未對“情節(jié)嚴重”的具體認定進行解釋或者明確標準，故本案審理過程中，對王某1等四被告人的行為是否屬于情節(jié)嚴重，存在不同認識。
我們認為，判斷本案四被告人的行為是否屬于“情節(jié)嚴重”，不僅要綜合犯罪動機、目的、行為、手段、客觀損害等進行判斷，而且要根據(jù)本罪侵害復雜客體的實際，結合針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罪、危害公共衛(wèi)生罪等犯罪的法律以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和精神進行判斷。如危害公共衛(wèi)生罪中的非法行醫(yī)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行醫(yī)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guī)定情節(jié)嚴重的認定標準為：①造成就診人輕度殘疾、器官組織損傷導致一般功能障礙的；②造成甲類傳染病傳播、流行或者有傳播、流行危險的；③ 使用假藥、劣藥或不符合國家規(guī)定標準的衛(wèi)生材料、醫(yī)療器械，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④非法行醫(yī)被衛(wèi)生行政部門行政處罰兩次以后，再次非法行醫(yī)的；⑤其他情節(jié)嚴重的情形。參照上述類似罪名的規(guī)定，我們認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的情節(jié)嚴重：在醫(yī)療機構中執(zhí)業(yè)的醫(yī)務人員組織出賣的；組織多人（指三人以上，含三人）或者多次（指三次以上， 含三次）出賣人體器官的；通過網絡發(fā)布信息招攬、組織出賣的；組織未成年人出賣人體器官的；造成出賣人或者受移植入重傷、死亡等嚴重后果的；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非法獲利數(shù)額巨大的；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的，等等。
具體到本案，王某1等四被告人在長達半年多的時間內，通過網絡先后招攬、組織多人出賣人體器官，形成了分工明確的犯罪團伙；其中有兩名出賣者實際實施了器官移植手術，一人經鑒定為重傷；該犯罪組織甚至組織向境外出賣人體器官，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綜合這些情節(jié)，認定四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的情節(jié)嚴重，是適當?shù)摹?/p>
（三）被害人朱某某出賣器官是否應當認定為被告人王某1組織控制下的出賣行為
本案被害人朱某某（器官出賣人之一）在等候王某1安排器官移植期間因故離開，后王某1向朱某某提供了介紹去異地醫(yī)院做腎臟移植手術人員的聯(lián)系電話，朱某某自行聯(lián)系對方并接受了器官移植手術，王某1等人未從該次移植手術中獲取中介款。由此，王某1辯稱該起犯罪事實不應認定為其組織的犯罪。我們認為，朱某某器官被摘除的后果是否應當納入王某1等人組織行為的范圍， 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其一，朱某某為出賣自身器官而接受王某1等人招攬來到江蘇省泰興市，王某1等人為朱某某提供食宿、安排驗血配型并發(fā)布供體信息，此時王某1等人對朱某某出賣人體器官的組織行為即已實施完成， 即便朱某某最終未能移植器官，也不影響對王某1等人組織其出賣人體器官行為的認定。其二，朱某某雖然在等候安排移植器官期間因故離開，但在離開時劉某2曾明確要求朱某某隨時等候指令接受配型移植，后朱某某也是按照王某1等人的指令及提供的聯(lián)系渠道，在異地成功實施了器官移植手術，其出賣器官的全過程均系通過王某1等人的指示、安排最終得以完成。因此，朱某某器官被摘除的后果應當納入王某1等人組織行為的范圍。當然在具體量刑時，又有必要與其他組織摘除器官以及收取中介費的行為予以區(qū)別。
